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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與社會環境 |
| 2010/7/6 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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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媒體不斷討論誠信問題，是因為社會環境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已經嚴重影響到各種社會交往，對經濟發展發生了腐蝕作用。如果算一筆賬，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商業欺詐所帶來的損失一定是一個不小的數額。多數論者希望通過教育來提高國民的誠信意識，這無疑是有意義的，但僅僅靠教育是遠遠不夠的。誠信問題的另一面是社會環境對人的行為的影響。社會環境不改變，誠信問題終究不能解決。
一個民族在社會交往中的誠信程度與所謂民族性沒有關聯�，F在我們一般認為西方發達社會的誠信程度比較高，但在它們的歷史上卻不是如此。我們知道，歐洲特別是西歐和北歐的民族以航海以及海上戰爭為其發跡的起點；航海對歐洲歷史有決定性的影響。其中，北歐海民對歐洲的航海歷史又有重大影響。我們甚至可以將現代歐洲制度(包括它的社會誠信程度)的演變推及到北歐人的航海。但是，歷史上最大的、最著名的欺詐，卻無可更改地與北歐海民聯系在一起。當挪威海民發現冰島是一個非常適合殖民的綠色世界的時候，他們把它叫做“冰島”，那是告訴其他歐洲人，這里冰天雪地，不適合人生存，不要來這里，好自己獨享這個世界。當一部分冰島人發現格陵蘭這個真正的冰雪世界，但想要吸引移民的時候，卻謊稱這里是鳥語花香的綠色世界，即“格陵蘭”(Greenland)。第一次大規模移民就發生了悲劇，25艘船有10艘葬身海底。北歐海民在戰爭中也常常使用欺詐的手法來獲得勝利。進一步分析，在歐洲這個主要由半島和島嶼構成的多民族社會里，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商業活動的社會單元，在錯綜復雜的多社會形態的邊界上，欺詐是必然的。因為在這種邊界上，商業活動是不規則的，人們對重復交易不抱希望，欺詐行為就成了理性行為。但在一個穩定的商業活動的社會單元內部，如果所有權是相對明晰的，則誠信程度是有望提高和保持的。
經過漫長的血腥戰爭，西歐的國家邊界才在17世紀以后慢慢地穩定下來，一些制度發明(如現代議會制度、私人所有權、股份制度、核算制度等)逐步產生或推廣，商業活動的環境獲得改善，誠信程度才開始相應提高。但這個變化和所謂民族素質還是沒有關系。一個外國人與歐洲人打交道，如果對方篤定是和你在進行一次性的交易，那么，他會忘記誠信原則的。但如果你深入到這個社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情況就會根本不同。一位好幾年前偷渡到英國的福建人，對此有深入體會。他發現英國人很容易相信他人，只是他把這稱為“傻”。他說，這里的人傻，掙錢就容易；越南人、臺灣人、中國大陸人到這里來久了，也會變傻。這是多么精到的觀察，又是多么淺顯的表白！不論什么民族，只要他進入一個環境，就服從了這個環境的規則，這個規則就可能使他的生產力得以提高，也使他的個人境遇得以改善。所以，那位福建同胞夢寐以求的是一張英國的居留證，并不怕自己也變傻。
我觀察，中國的傳統社會反倒比歐洲“傳統”社會擁有相對高的誠信程度。如果一個人觀察過20年前中國農村的集市貿易，會相信那里的誠信原則是行得通的。中國除過周期性的動亂之外，其他時期的社會環境相對穩定，不像歐洲那樣即使沒有戰爭，也往往處于戰爭的預備狀態。所以，中國傳統社會容易在民間建立誠信往來。中國人也沒有得到機會跑到非洲用玻璃球去換奴隸。最大的問題發生在官府和民間“交易”上，但在封建社會，中國的官府常常是赤裸裸的掠奪，倒也不需要經常使用欺詐的手法。這里，問題的性質主要不在于誠信與否，而在于對暴力的服從與否，因為那政權本來不是與人民進行商業交易的，盡管我們可以用經濟學的交易理論來分析這種關系。所以，中國民間對官府歷來是以畏懼為主，不敢想去改變他們與官府的關系；在受不了掠奪的時候，也只是希望換一個好皇帝，只可惜這種愿望注定不能滿足。
20多年改革不僅使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受到巨大沖擊，也使農村傳統社會結構開始大規模解體；中國社會引入了大量新的生產方式，交易的物質條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使中國的經濟活動呈現前所未有的復雜性。這種環境之下，我們的制度建設的步伐趕不上經濟活動本身的速度，是誠信問題突現的根本原因。固然我們可以找到其他一些不可忽視的欺詐根源，但歸根到底是兩個治理結構的問題，一個是企業(商業)治理結構，另一個便是政府治理結構。平心而論，我們在這個方面都有很大進步，但與“完全市場經濟”的要求還差很遠，尤其對后一個治理結構的戰略安排還不明晰。商業治理結構的關鍵是所有權問題，這個問題在城市經濟中改進較多，但在農村經濟中嚴重存在。正因為農民的土地面臨問題，才使農民處于焦慮和茫然之中，釀成農村社會不穩定的關鍵因素。在政府治理結構方面，這幾年進步可觀，但一些地方政府過多插手經濟活動，且這種權力沒有有效制約，使大量的經濟項目成為“首長”個人項目，同樣無法取信于民間商業人士。這不僅使民間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如履薄冰，也給政府官員創造了極易踏進腐敗深淵的無盡機會，兩者相加，中國商業活動的前景殊為堪憂。中國社會的誠信，有待這兩個方面逐步的、堅定不移地向前推進。
摘自《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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